中国将与新西兰加强在RCEP等框架下合作
再次，加强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
在历史上的某个点上，静态的东方社会法律发展停滞了，而动态的西方社会法律则不断发展。古代的希腊与波斯的战争，罗马帝国时代的武力征伐，十字军的东征，蒙古人的西进，近代西方列强的海外扩张，都引发过东西方的冲突。
当东方与西方相互渗透融合，此方利用武力掠夺彼方的时候，东方人与西方人的差异就显现出来。其中，哪些来自西方的希腊城邦、罗马城、波伦亚，以及法兰西和德意志？哪些来自东方的巴比伦、古埃及、闪米特和耶路撒冷？这是历史的悬案。但在实践上，日本的保守势力依然存在。要了结此心结，我们就需要确信，所谓东方法律的现代化，只不过是将西方要素纳进东方的法律世界。设立最高司法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前者负责修改先前的法律、按照伊斯兰原则重新制定法律，后者有权监督议会通过的法案、对违反伊斯兰原则的法律予以否决。
国民主义是要降低天皇的法律地位，反对家族式的政治统治，宣称主权在民，天皇只保留名义上的权力。胜利者的西方人自信于自己的法律制度，于征服地推行自己的法律，希望被征服者按照自己的法律来生活。而且，在绝大多数语境中，批评者习惯于站在代议民主式法治政府论的立场，或谓立法不完善，或谓政府执法不力，或谓问责制度不健全，似乎循此立场进行诸多努力，这些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为此，应责胜任的法治政府应该在利益充分有效表达的基础上，（1）通过慎议的方式，考量和权衡各方利益。无论倾向于政府还是个体人民，都会有裁判者立法的嫌疑。其实，对于利益分配和协调的正义与否，总会延伸出谁的正义、何种正义的争论，但是，是否可以被看见，则是一个相对容易判断的标准。尽管，在这个措辞简单的主张上所赋予的意义、价值和目标，不同群体之间显然且必然有大小不一的鸿沟。
个体人民之所以服从政府执法，也不是因为处于被驱使的地位，而是服从自己的意志，尤其是对这种建立在自由、平等基础上的代议民主过程及其结果的认同。许多领域出现的严重经济和社会问题，如城乡差别、贫富悬殊、教育不公平、环境恶化、资源枯竭、食品安全等等，都会主要归责于政府。
由是，政府必须守法的主张，在中央高层和黎民百姓那里获得了一致认可，并在强大宣传力量推动之下，力图成为法治尚未成其习惯的整个执政体系的共识。（2）通过良好的管理制度，使行政人员得以持续获取专门经验和知识。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尤其是，这个人民已经呈现日益细密而复杂的阶层和利益划分，发展所得利益与所付成本在其中的分配，无疑是极其棘手的。
医疗、住房、养老、扶贫、济弱等社会保障。3．精英/专家的汲取和重视。农民生活水平、现代农业与新农村建设。纯粹理论的完整性愈来愈被复杂现实撕裂，不同方向的拉扯，使得实际的政府距离理论核心愈来愈远。
在投票选举→代表组织→代表议事→立法决策的意志传输带上，几乎每个环节都有阻遏所有个体人民意志有效进入假设的意志转化过程的力量。国土资源与环境保护等。
只是希望在一片呼吁法治政府的声浪之中探究：面对各种复杂的治理难题，我们究竟应该形塑什么样的法治政府，即便它不能在绝对意义上做到治理良好，也可以让我们能够大致接受它以及它的执政能效？ 二、代议民主式法治的魅力和局限政府为何要守法？中国历史上开启法治先河、奠定以后悠久帝制基础的商鞅，或许对此的回答为立信立威。首先，全体人民意志构成论基本是虚幻的。
任何政府若不能有效制止腐败蔓延，对行政体系、社会风气形成恶劣影响，势必不利于其对经济、社会难题的治理，这是千古不变传承下来的教训。来源：《中国法律评论》，2015年第2期，发表时略有改动。于此之际，执政党在其六十多年的执政历史上，首次通过以依法治国为主题的中央决定，被各方舆论视为中国法治进程中的里程碑。代议民主式法治政府的框架之中，行政纠纷裁判者被赋予重要的守卫者角色期待。2．政府组织的合理化。付出与回报相匹配，是任何用人制度的核心原则之一。
于是，立法出现了大量含糊不清的词语，出现了许多因预料不足而被事后经验证成的漏洞或矛盾，更多出现了授予政府见机行事的规则制定和执行的裁量权，这种授权有时是一揽子的或空白支票的。在国家层面上，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农业基础的薄弱。
沉默、冷漠或搭便车的选民、冲动而非慎思的选举偏好、利益代表的比例、议事过程的成本限制、强势意志的控制性和支配性等，都会使得有些应该得到表达、应该被重视、应该在全体意志中有一席之地的利益，被排斥在外。第三，充分知情是理性、慎议的基础，难以想象，信息的屏蔽或不对称会有助于形成一个合理的决策。
新法实施未久，秦国人多有到国都表示不满的，恰逢太子犯法，商鞅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因太子是君位继承者，不能动刑，故对其太傅和老师施以刑罚，以示法令的权威。无论在其他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在中国，现实的经济社会治理都对行政权提出了超越执行者、接近创制者的要求，提出了政府必须应责（accountable）和胜任（competent）的要求。
在地方层面上，地方生产总值和地方财政收入。孟子云：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由此，在商鞅那里，君主、政府和法令是三位一体的，君主、政府守法就是执行自身定下的规矩，以此威信方能让所有人民服从新法，而新法只有得到普遍实施，才能见其成效。8．贤良、廉洁和负责的行政德性。
尽管判断具体规则、政策、决策是否符合所有人共同利益，注定是一个争议丛生的问题，但明显被某个或某些利益俘获而罔顾其他正当利益诉求，无疑是与共和要求相悖的。这些要求究竟是什么——特别对中国而言，则有待我们共同去探索、发现和发展。
与之相应，全体意志/立法决策的缺位、模糊、授权裁量，也给政府与人民之间争议的裁决带来难题。这些设计或考虑的专业性要求，愈加使得人民代表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
只是，不宜将代议民主的过程乐观地视为一切政府权力正当性/合法性的唯一来源，不宜将其乐观地视为形塑法治政府的唯一可靠基础。已有的宪法监督、规范性文件备案和审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都是反思体系和过程的组成部分，进一步努力的方向是更加开放、更加权威。
（3）借助行政过程的公众参与（最好是通过利益组织的参与），形成理性的、辩论的、妥协的利益表达和协商。在立国理论上，人民分离出全体人民人格和个体人民人格。若该意志完整、明白和确切，政府行为是否与其一致的判断，就不是一件难事，裁判和裁判者地位也不会有任何正当性问题。政府守法和政府能干并不总是集于一身。
7．开放和权威的反思体系与过程。改革进入深水区，要害就在于可能会撼动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对既得利益者构成威胁。
若要让普通人在政府守法与政府能干之间进行选择，假如二者不可兼得的话，普通人并不见得就一定不能容忍能干政府在一定范围内的违法。负责行政的政府也从君/政/法一体中分离出来，政府不再是法令制定者的角色，而是法令的严格执行者。
但是，这个假定对代议民主过程寄予了过分的信任，代表们的能力、议事过程的限制和议决事项的棘手性等，使其无法完成这一不可能的使命。对于执政党和政府而言，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绩效，阻止了法治赤字可能带来的民心背离。